在21世纪初，独居青年主要集中于经济繁荣的大型城市，外来人口是城市独居青年的主要来源，青年独居的年限短、独居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低。近年来，随着省际、城乡人口的加速流动，中国独居青年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演化出多种独居类型。
当代独居青年的类型与成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到“独居青年”，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舆论，独居青年似乎特指在大城市工作的外来单身租房人口，对独居生活方式的评价也呈现出类似“独居会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薄和失去责任感”等倾向于负面的评价。更有甚者，认为独居是对婚姻制度的破坏，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今，中国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广泛分布于城乡各地，大城市不再是一些青年唯一的选择。独居的城乡限制被打破，更多青年开始独居，独居人口大幅增加，并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实际上，独居人口的类型以及公众对于独居青年的评价已经在近几年悄然改变。
从独居意愿来看，当代独居青年可以分为自愿独居和非自愿独居。自愿独居者的情况又分为出于理性考量的自愿独居和因情感创伤等原因导致的自愿独居。前者是出于对自己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理性评价，因而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后者则受个人情感经历和原生家庭的影响较大，失败的情感经历可能会使人对以后的情感报以消极悲观的态度，对婚姻生活产生排斥和恐惧情绪，原生家庭中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也会使青年对家庭生活产生抵触感，因而选择独居。但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这种独居类型有转化和结束的可能。
非自愿独居主要受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两性平等观念等因素影响。独居青年的居住条件分为个人独立住宅和合租住宅两种情况，就经济情况稍差的独居青年而言，租住在小型公寓和具有独立个人空间的合租房是主要方式。此类青年无力承担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住房压力，故而选择独居；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也迫使一些青年独居，工作时间压缩了社交时间，导致此类非自愿独居的产生；一些传统观念也使得许多青年对恋爱和婚姻产生抵触心理，为了逃避来自家庭的压力选择独居；随着两性平等化和新婚姻法的颁布，一些女性对婚姻的依赖程度大幅消减，更多独立女性开始选择独居并购买个人住房。
“新生育焦虑”的表现与蔓延态势
“独身主义”“丁克”理念的盛行，导致了不婚和不育现象大幅增加。在催婚催育的压力下，部分青年出现“生育焦虑”，但这不是造成青年“生育焦虑”的唯一原因。女性的生育焦虑主要有三种情况，即不愿生、不敢生和不能生，这是对传统“生育焦虑”的评述。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开放，“生育焦虑”在固有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特点，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与“二胎”有关：“二胎”较之“头胎”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
对大部分女性而言，“生产恐惧”和“产后抑郁”是避不开的话题，也是许多女性不婚不育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女性青年在孕期和休假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对工作造成影响，无法安心工作，一些女性干脆选择辞职“带娃”，丧失了经济收入，成为家庭主妇。育儿成本和教育成本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不容小觑的问题。养育子女肯定会带来许多经济压力，家庭人口的增加可能造成住房居住面积紧张，需要更换购买更大的房子；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容易引起女性产后抑郁和家庭危机。过去老人经常帮忙照顾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女性的压力，但随着观念的更新，许多老人不愿帮助青年带孩子，这也可能引发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综上所述，虽然“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很多人却依旧不愿生、不敢生，处在“新生育焦虑”之中。
还有一些人，由于自身健康原因和晚生晚育观念的影响，产生“生育焦虑”。由于身体等多种原因，许多人选择试管婴儿等花费大量金钱的方式生育“二胎”。但试管婴儿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失败率，故而使一些家庭陷入经济和生育的双重焦虑之中。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青年觉得只生一个孩子足以满足家庭需要，但看见周围不少人生了“二胎”，加之考虑到养老等其他问题，便长期处在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状态中，这也是一种新的“生育焦虑”。
如何缓解“新生育焦虑”
日益增长的独居青年数量与“新生育焦虑”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无法在短时期内彻底转变。要明确当代青年独居的原因，并从根本上进行扶持和疏导。独居青年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其中自愿独居的人群很有可能会转化为不婚主义者。这些不婚主义者在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压力的时候，也会产生“生育焦虑”。生育压力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紧密相连，“新生育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是否要“二胎”，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工作和家庭压力。对于这两种现象，需要依靠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合力寻求缓解办法。
从宏观上来讲，政府需要调控房价，很大一部分适龄青年是因为无力承担结婚所需的房、车而选择独居生活。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单身税”为例，“单身税”曾经是引起网民热烈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单身人士要承担全社会抚养儿童的费用。实际上，目前中国并没有实行“单身税”，只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了需要抚养孩子的非单身人士的纳税起征点，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补贴，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对单身人士的“政策歧视”与“经济强征”。国家应该加强政策宣传，减少大众对政策的曲解和误解。同时在保证公民权益的基础上，用一些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青年的生育意愿，不断加强教育保障和教育公平，减少教育带给家庭的经济压力。
在全社会层面上加强对女性“生育焦虑”的关注。加强医疗保障设施建设和公费医疗保障，改变生产成本高、产妇床位紧张的状况。妇科医学也应加紧对于无痛生育和不孕不育的研究与突破。保证女性在生产和休假期间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企业对产妇的违约解雇现象。由政府和公益机构出面，加强对正确生育观念的宣传，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生育观，缓解“生育焦虑”。
对于个体而言，反思传统的“逼婚”观念，尊重青年的婚恋选择与居住方式，营造和谐、互相理解的家庭氛围。对于考虑生育“二胎”的家庭，夫妻双方首先要达成一致，理性评估自己是否有承担“二胎”的经济能力和心理准备，摒弃“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其他家庭成员在有能力的前提下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关心与帮助，化焦虑为喜悦。
（作者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张海红：《独身问题浅析》，《青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②刘丹：《女性视野中的“生育焦虑”与“生育友好”》，《中国人口报》，2017年7月5日。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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